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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8：30，位于普雄路29号的绿洲食物银行社区蔬菜分发点位前，已排起了长队。
这些食物大部分是来自超市的临期食物，领取是免费的，只需要出示身份证，任何人皆可领取，一人仅可领一份，先到先得。
到早上8：45分，食物已经领取完毕。
这是绿洲食物银行在上海实践的第7年。
“食物银行”的概念来自海外，用其创始人李冰的话说，就是倡导“惜食分享”，而分享的来源主要是各个渠道捐赠的临期食品，惠及的则是困难群体。
在“食物银行”进入中国的7年间，“临期食品”也从一个陌生的概念到成为一种新生活方式的载体：豆瓣上一个名为“我爱临期食品”的小组目前已经有近10万名组员，其他类似的小组在各个平台还有不少。年，淘宝联合科普中国发布的《临期消费冷知识报告》显示，每年有万人购买临期食品。
那么，食物银行这一把临期食品和救助公益结合起来的事物，在本土发展情况怎么样？记者展开了调查。
“食物银行”的一天
绿洲食物银行社区蔬菜分发点的食物，主要来自于附近的奥乐齐超市冷库中存放的前一天剩余的蔬菜水果，这些食物基本上算是超市的“临期”生鲜。
而在绿洲食物银行仓库里堆放着的，不仅有来自奥乐齐的“临期食品”，还有来自个人或企业的捐赠物资，绿洲会给每个入库的物资贴上保质期，依据到期日期来决定分发次序。
超市还会转送给绿洲食物银行一些滞销的西式调味料，比如泰式甜辣酱、罗勒叶等。
那么，什么人会来领取这些食物呢？
记者调研了普雄路点位一周内20位常来领取人的画像，发现光顾食物银行的都在45岁朝上，90%为60岁以上的老年人，其中65%的老人有退休金，35%是低保人群，部分是患有疾病的老人。
一些不方便上门领取的低保家庭，志愿者也会每月定期上门走访，为他们送上均价为元左右的“食物包”。
除了经常来领取食物的居民外，食物银行还会把临期的“松饼粉”对接给展翼等自闭症儿童培训机构，用来教小朋友做蛋糕，或者将一些果冻糖果送给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学生；如果一批物资中有黄酒，就会对接给环卫工人们等。
上图为绿洲食物银行10月发放给普雄蔬菜分发点位的食物包清单；下图为绿洲食物银行11月发放给乐杨红树林慈善公益中心儿童的食物包清单
“食物银行”受限于供受两端
截至发稿前，绿洲食物银行统计，7年来在全国援助人次约为万，这是一个很小的数字，算到每年也就是十来万人次，而且，“援助人次”的重复率是非常高的，相对中国城市多万的低保人数而言，获得食物援助的人如沧海一粟，与每年多万临期食品消费人群比，也相当低。
再来看供给端。
根据《年中国临期食品行业市场分析及消费者研究报告》，“临期食品”正成为巨大商机。上海、北京、广州等城市的不少商场和核心商圈，已经新增了数量可观的临期食品商店或超市。在线上平台，专营临期食品的商家也呈增长趋势。
但是，临期食品进入像“食物银行”这样的公益组织的并不多。首先是几乎没有来自个人的捐赠，除了中秋节个人捐赠的月饼。
我们做了一个近人的小范围问卷调查，当问及“如何处理家中的‘临期食品’”时，绝大多数人更倾向于自己消灭，少部分人会选择扔掉，仅5%的人会选择捐赠给公益组织或社区救助站。
注：受访者覆盖全国28个省市，受访者14%为00后，37%为90后，15%为80后，17%为70后，12%为60后，5%为50后及其他
在作答的90位年轻群体（90后和00后们），22%的人表示若遇到免费‘临期食物’的发放会选择领取；32%的人表示平时会购买超市打折的“临期食品”。但仅一位会选择捐赠给公益组织或社区救助站。
那么，机构捐赠热情高吗？
记者又走访了本地的菜市场和一些有生鲜区域的超市，店员和菜商们表示，首先门店对进货量是有把控的，能卖多少拿货多少。而少数剩下的临期生鲜蔬菜水果、面包或是肉制品，会陆续从傍晚开始通过打折促销的方式来处理，但一般不会中转给“食物银行”这样的公益机构，毕竟捐赠给第三方需要时间、人工等一系列附加成本。对于商家而言，“打折促销”对于解决浪费更经济更方便。
当然，即使是有捐赠意愿，食物银行未必会全部接受。
我们发现，公益点基本上每天发放的，都是蔬菜水果等肉眼可见好坏的食物，蛋白肉制品和面包等半成品或成品食物，因为担心隐性的食品安全问题没能被食物银行接收。
因为来源不稳定，食物银行每日收到的食物种类并不平均、质量差异也很大，偶尔还会因志愿者的个人因素取消当日食物的发放，前来领菜的人白跑一趟的情况也是时有发生。
比如，在11月1日分发的食物中，临期的巧克力威化卷作为其他食物品类的替代选择，一同出现在了食物银行分发桌上，如果领取人不想要桌上的蔬菜，志愿者会建议拿两盒巧克力威化饼干作为替代。但巧克力威化饼干只能作为零食，在一人仅可领取一样食物的条件下，若将受领人的时间成本和来回的路费粗略计算，很多老人就会觉得不划算。
是不是能拓展食物来源呢？
除了进口超市奥乐齐，绿洲食物银行也正尝试与一些本土生鲜运送平台合作“每日蔬菜分发”项目。绿洲食物银行苏州分行已在近期与当地叮咚开展合作，盒马生鲜上海宝地广场店也在近期与绿洲达成合作试点。
据盒马总部公关团队介绍，受门店所属社区和环境的影响，盒马每家门店每日食物剩余情况其实有不小的区别。若要未来展开长期合作，“先跑通双方的流程”是合作的第一步。
另外，发放食品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工，在与社区、公益组织的合作中，其中一部分的压力也需要超商、社区和绿洲食物银行承担。
以普雄路食物分发点位为例，每日蔬菜的运输，分发统计都是由社区内部的10位志愿者帮忙完成。志愿者招募、统筹运送食物的流出、场地租金等一系列得由被合作方自己来安顿，实际上算下来，为了分发临期物资，消耗的成本甚至大于节约的资源。
为了提升效率，绿洲食物银行也尝试开设淘宝店“绿洲盛食汇”，目前订阅人数已有4万多。
绿洲盛食汇上架的食物只需要一分钱，但需要受益人上传信息认证，证明其“需要帮助的身份”。
图片来自绿洲盛食汇淘宝店铺
但话说回来，这些需要帮助的人群是否有电子设备、网络等可以让他们有能力在“绿洲盛食汇”寻求到帮助？哪些没有电子设备和网络的需要帮助的人群呢？他们该如何寻求到“食物银行”的帮助？
公益性的“食物银行”能走多远
绿洲食物银行负责人王鸣捷以“缓慢发育”来形容，“绿洲食物银行没有主动找人宣传过，也不敢大肆宣传，”王鸣捷说，这主要是为了避免供不应求的情况发生。
受益人的需求和“食物银行”所能对接到的资源（不光是食物，包括分发所产生的各种经济、人力成本），形成了跷跷板的左右两端，需要绿洲自己去平衡。
类似的机构，还有始创于年的免费互助素食餐厅“雨花斋”，其来自中国传统文化衍生出的惜食理念。
不谈理念不同，从整体发展和运作模式来看，雨花斋与绿洲食物银行也有共同之处。
雨花斋门店在上海共有五家，雨花斋的食材部分源于奥乐齐超市，还有一部分源于盒马生鲜，每日清晨由志愿者与义工自发去门店领取。“雨花斋”除了多拿一些豆制品用来制作素食，在超市临期食材选择上，也与绿洲食物银行无异。雨花斋义工说，前来“受益”的百分之七八十也都是老年群体。就整体发展而言，也相对比较缓慢。
值得赞扬的是，虽然有很多困难，但是各方“食物银行”都在齐头并进作出自己的贡献。对中国社会而言，经济的快速发展在短短数十年内，就令食物浪费成为一个亟待全社会重视的问题，如何将属于本土的“食物银行”的流程完善得覆盖性更广、更兼容，则还需要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