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如果拿郭树清与周小川作一个对比，他们的共同之处就是在得出结论之前都很谨慎，不同之处是一旦得出结论，周小川遇到再大的阻力也会坚持。而郭树清的工作作风虽然也强硬，但他可能更擅于随机应变。”
本文来源：扫雷小组，作者：扫雷君，授权华尔街见闻发表。
“希望是本所谓有，本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郭树清引用了鲁迅《故乡》中著名的格言作为博士论文的开篇。
时值年，郭树清31岁。正在中国社科院比较社会主义体制专业攻读博士学位的他，提交了论文《模式的变革与变革的模式》。在论文中，郭树清对前苏联、东欧以及中国的改革进行实证分析（模式的变革），回答了改革的必要性问题，并提出了改革的目标模式以及路径（变革的模式）。
在论文中，郭树清还建议，社会主义国家一方面要建立和恢复包括商品、资金、外汇、劳动力和土地在内的市场体系和市场体制，因而改革是全面的，绝不是局部的修补和完善。
（郭树清博士论文封面）
当时，中国尚未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此这一提法颇有超前意识，也蕴含着整体改革论的理念。彼时，郭树清借调到国家体改委，参与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的设计工作。周小川、楼继伟、吴晓灵等中青年学者也参与其中。
日后，周小川相继担任证监会主席、央行行长等职务，是中国金融市场化改革的重要奠基者。楼继伟在财长任上，操刀财税体制改革。吴晓灵则长期在央行、外管局工作，对外汇管理做出了积极贡献——他们都是整体改革理论的倡导者和践行者。
郭树清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位。他早年下过乡，留过洋，经历过各个岗位的历练，有着丰富的地方治理、金融监管经验。多维的履历也使郭树清的思考更加深刻。
比如，上世纪80年代末考察中东欧国家后，郭树清建议，中国要逐步削减地方政府对经济的调节控制权力，按行业调整、组织中央专业经济部门。这是从国内到国际的思考。日后的分税制改革以及三会的设立契合了这一建议。
比如，在贵州任职近三年回到央行工作后，郭树清说，他不得不同时面对两个截然相反的难题，一个是全国性的商品和资金过剩，一个是中西部的短缺和贫穷。他在想，两者之间如何统一、结合。这是从地方到中央的思考。
对于郭树清而言，最重要的舞台固然是金融改革，他曾相继在央行、建行、证监会、银监会任职。这四个机构都坐落在北京金融街，但实际距离不会超过3公里。在这四个单位，郭树清楚工作了十余年。因为积极、迅速地推进改革，他也被市场称为“郭旋风”。现在，郭树清出任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首任主席。
“在推进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中，我始终是一个理想主义者。”郭树清早年写道。郭树清的改革有清晰的目标，而连接目标与现状之间有诸多路径——就像博士论文的引语一样，他则在其中探路。
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说，如果拿郭树清与周小川作一个对比，他们的共同之处就是在得出结论之前都很谨慎，不同之处是一旦得出结论，周小川即使遇到再大的阻力也会坚持。而郭树清的工作作风虽然也强硬，但他可能更擅于随机应变。
钟伟进一步解释，遇到阻力时他会想，这件事考虑得很周全，但为什么执行的过程中遇到很多阻力？一层意思是说：我错了，我应该退下来。而另一层意思是：我是对的，但是实施此政策的时机还没有到。“果敢与谦和，这两种性格就这样融合在郭树清的身上。”
但郭树清也清醒地知道，改革并不是为改革而改革。“我们不乏理想主义，但是我们更讲现实主义。改革的目的不是要追求一个漂亮的模式，而是要最大限度地促进经济和社会进步。”
从国内到国际
年，郭树清年满十八岁。这一年，郭树清高中毕业，分配到内蒙古察右后旗红格尔公社插队。四年的插队经历让郭树清深深体会到基层社会生活中的重重矛盾。“不改不行”——这可能是郭树清改革思想的起源之一。
插队四年后，郭树清考上了南开大学哲学专业。期间，他对政治经济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自费订阅经济有关的杂志。在社科院攻读硕、博士时，他相继选择了政治经济学、比较社会主义体制专业。
“从天上（哲学研究）回到地上（经济学）的原因很简单，吃饭问题比其他问题更紧迫、更基本。”郭树清写道。不同专业的训练使得郭树清常用缜密的思维研究经济问题，而且更喜欢站在全球的格局来分析中国。
年，还在社科院攻读博士的郭树清和他的两位同学一道向体改委写了一封建议书：《全面改革亟需总体规划——事关我国改革成败的一个重大问题》。这一建议得到体改委领导同志的重视，后建议书公开发表。
在建议书中，他们陈述，全面改革是一项巨大的社会系统工程，不实行配套、协同的改革措施，就无法前进。因为经济体制是一个有机整体。比如价格体制和工资体制、信贷体制、商业体制、外贸外汇体制等都息息相关。
一年后，郭树清借调到体改委工作。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体改委，是协调和指导经济体制改革的综合性专门机构。郭供职的方案设计办公室是一个卧虎藏龙的地方，小组由吴敬琏担任办公室副主任，周小川（38岁，以年计算）、楼继伟（36岁）、吴晓灵（39岁）、李剑阁（37岁）等中青年学者也参与其中。其中，郭树清是最年轻的，时年30岁。
（年，左起：郭树清、吴晓灵、吴敬琏、楼继伟、李剑阁、周小川）
这些人成为日后整体改革理论的重要提倡者和实践者。“在体改委经历一段，他们的思维、意识、全局观念，都不一样了。”原国家体改委主任陈锦华写道。
期间，郭树清还赴英国访学。利用从英国访学回国的机会，他对民主德国、匈牙利、南斯拉夫、波兰、前苏联五国进行了实地探访。在此之前，他已对东欧及前苏联的经济体制改革进行过大量研究。
“年8月3日，我终于踏上东欧的土地，实现了多年的梦想。在随后的四个星期的旅行中，莫名其妙的矛盾和困惑紧紧纠缠着我，一切好像是在预料之中，一切又好像是在预料之外。”郭树清在其《曲折与希望——东欧苏联旅行纪实》一文中写道，“所见所闻自然零散而且片面，但因其是亲身体验，又显得生动、具体和富有力量。”（文章见本次推送第二条）
按照官方统计，80年代中期民主德国人均GDP接近发达国家，劳动生产率超过英国、意大利。而郭树清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城市建筑，除少数门面之地外，（东柏林）比西柏林要破旧得多，环境卫生也很差，商品也显得单调平庸。比如，奶制品和肉制品都有出售，但是品种质量无法和西欧相比。
旅行纪实中不乏一些细节故事。一次，他在东柏林一家餐馆进餐时点了牛排（菜单上有），但是餐馆因为牛排无货，建议他换成猪排。领桌一个约12岁的小朋友紧紧地盯着郭的盘子——小孩的母亲拿出一块巧克力糖果哄他无效之后，只能带着他离开。
联邦德国、民主德国本是同一个民族，东西柏林本是同一个城市，而彼时差距如此之大，人民生活水平与统计数字显示的经济发展水平也极不相称。“现实对我的知识简直是一个嘲弄，我第一次在东柏林感到如此强烈的心灵震感。”
上世纪80年代末的东欧和苏联，正是剧变的前夜。文中提到的一些情况，今天看来依然具有现实意义。郭树清在文末提出的意见之一：
中国经济改革的最大危险可能是在进入或停留在一种间接的或非中央直接控制的行政协调模式。因此，应当逐步削减地方政府对经济的调节控制权力。7年后的分税制改革实际上也与此相符。
前后，郭树清多次撰文探讨价格改革。郭树清认为，在经济体制转轨前期，价格改革具有中心意义，但财政、企业、信贷、金融等方面的改革不配合，市场导向的改革就很难深入。
年，郭树清执笔的《现阶段经济改革的若干战略问题》一文与课题组其他成员的研究结果集锦于《建设市场经济的总体构想与方案设计》一书出版。除了吴敬琏、周小川、楼继伟、吴晓灵、李剑阁外，日后活跃于经济学界的李克平、钱颖一、谢平等人也是课题组成员。
书中，各方面的改革建议已趋于成熟，有的方案甚至在日后的改革中实践。比如郭提出，现阶段的改革主要集中在国有经济部门或公共部门，要从根本上转变国有经济部门的体制和运行机制。
实际上，该书的报告版本在年5月就全部完成，呈报最高层，但报告完全以市场经济为出发点，显得过于超前，因此被束之高阁。在朱老板担任副总理后，研究报告被找了出来。他不但对报告感兴趣，而且建议逐步采取这一方案。
从年借调到体改委到年的12年间，除5年在国家计委工作外，其余时间郭树清均在体改委任职。不过研究领域一直是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整体改革的方案设计。
（年，时任国家计委经济研究中心综合组副组长的郭树清在研讨会上，来源：《中国计划管理》）
年，以吴敬琏、周小川、郭树清等人作为主要贡献人的“整体改革理论”获得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在郭树清看来，整体改革有以下几重要义：
1．经济体制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其转轨不可能在分割的状态下进行，因此要综合规划、配套推进；
2.在上述基础上，不同阶段的改革重点并不相同；
3.改革的同时需要保持经济正常运行；
4.改革和调整并举、开放与改革相互促进。
从中央到地方
年7月，郭树清从体改委机关党委副书记任上调任贵州省副省长。这是他首次由研究岗位转向行政岗位，也是他首次从中央到地方工作，由此开启了地方从政的经历。
当时，贵州经济发展落后。Wind数据显示，年贵州GDP规模为.4亿元，仅占全国的1%；经济规模全国倒数第五，仅高于海南、宁夏、青海、西藏四省区。人均GDP.87元，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
“但这也意味着贵州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三次产业都有很好的发展条件，这在其他地方是少有的。”郭树清认为。
（年，时任贵州省副省长的郭，来源：《当代贵州》）
郭树清给出的“药方”是，在中央政府继续实行扩大内需政策的背景下，增加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同时，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扩大消费。与全国一样，扩大消费的两个重点领域是住房货币化改革和非义务教育产业改革。
其中住房货币化改革的核心是分配方式从实务分配转为货币分配。而同年，贵州财政收入仅65.3亿，房改启动资金成为推进改革的瓶颈。
郭树清亲自担任房改组组长，设计了改革方案，形成以下几个重要措施：资产、职工分头算账，过去、将来两头衔接，存量按工龄补偿，增量分步理入工资。为了使方案设计公平，郭树清组织了多次调研。
改革开始的两年内，贵州省和贵阳市住房资金管理中心仅投入万元，回笼的住房资金便超过20亿元，同时也解决职工的住房问题，改革取得成功。全国20多个省份到贵州学习房改的经验。
贵州的任职结束后，郭调任外管局局长。在任命大会上，时任央行行长的戴相龙如是评价：到贵州后，（郭）协助省长研究制定了贵州十五计划和贵州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初步意见，提出许多符合实际的改革建议，为贵州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贡献。
（年4月，郭树清就任外管局局长。图片比较模糊，左三应为郭树清，左4为戴相龙。来源：《中国外汇管理》）
Wind数据显示，郭离任的年，贵州GDP超越甘肃，在全国的排名上升一位。
几年后，郭树清对贵州的任职有了更深入地思考。他在《在过剩与贫穷之间》一书中写道，从年到年，我在地方政府工作，其余时候则在宏观管理部门任职。一半由于责任，一半由于兴趣，我当时最